06-272017

纸上的城市交响 | 特立斯的非虚构书写:新闻是对文学生活、对精神、对精灵的背叛

WWW.CTBN.CN 中国交通广播网



关于
盖伊·特立斯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先生1932年2月7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尚先生》(Esquire)等杂志撰稿。特立斯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作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
       在他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零余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鲜活无比。
六十年代,他写下了许多细致深入、又宏大全面的小品文,其独特的行文风格和观察视角产生了广泛影响,全世界特稿记者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特立斯于2011年获颁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新闻记者置身于最危险的地方,为了替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出呼声。

这种工作常常很危险。

媒体工作者遭受人格污蔑、性侵犯、拘留、伤害,甚至失去性命。

我们需要各国领导人捍卫新闻自由。这对反击大行其道的信息误导至关重要。

我们还需要人人支持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值此世界新闻自由日,我呼吁终止一切打压新闻记者的行为。

因为新闻自由有助于为所有人实现和平和公正。

当新闻记者得到我们的保护,他们的文字和图像能改变我们的世界。

谢谢大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辞

2017年5月3日

盖伊·特立斯和夫人。

▲《纽约时报》大楼

1953年夏天,一位来自亚拉巴马的年轻人走进了《纽约时报》大厦。前台问道:“年轻人,有什么需要吗?”他答:“我想跟特纳·卡特利奇先生打个招呼。”卡特利奇是当时《纽约时报》的主编。

“你有预约吗?”

“没有。”

“那你来这做什么?”

“我认识他的远房表弟。”

前台看他穿着整齐合身的三件套西装,还是向卡特利奇通报了消息。六小时后,这位年轻人走进了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卡特利奇问到:“小伙子,你为什么来纽约?”“我有位朋友是你的远房表弟,他让我来找你。”

卡特利奇面无表情,最终还是给了这位年轻人一份工作,在《纽约时报》做送稿生。这就是特立斯传奇职业生涯的开端。

年轻的特立斯进入《纽约时报》仅半月后,便收获了自己在这份著名报纸的处女作。一天晚上,当他在时报广场等着给值班编辑审阅晚报时,时报大厦外墙面巨大的滚动广告牌勾起了这位年轻人的好奇心,这巨大的广告牌被用以播放广告及重大突发新闻。

时报大厦外墙上用于播报广告和重大新闻的灯泡矩阵。上图中,广告牌上写着《纽约时报》的宗旨:“刊载所有适合刊载的新闻”。

        工作结束后,特立斯便顺着梯子爬上位于时报大楼四楼的房间。一万五千只灯泡在一台类似手风琴的控制台上有如琴谱上密密麻麻的音符,在机器里输入文字,广告牌的灯光便随之变化。特立斯为在此工作了25年的“灯泡男”写了一则故事,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 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纽约时报》

        “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但《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响,无动于衷,他们考虑的是其他事情——爱情,或者对里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轻小伙子来说是婚姻。一天他们平静地离去,结婚了。后来,在丹尼尔的赐福下,他们回来了,又占据了这所房间里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位置,并且以不打扰这里更重要的目标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就是丹尼尔所希望的。”



        1932年2月7日,特立斯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名裁缝,母亲则在裁缝店的另一端销售女装。他从小便穿着父亲为他量身定制的成衣,体面、板正,家庭的影响一直伴随特立斯。在《纽约客》早前对其进行的一则视频采访中人们发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即便在家中写稿时仍努力维持着一丝不苟的形象,头发梳理齐整,身着西装四件套,胸口甚至还特意戴了一条胸巾。

工作时也着盛装的特立斯,低处的入口就通向他的地下室。

穿着方面的仪式感与华美风格贯穿于特立斯的写作之中。你会在阅读后发现,如果仅仅将特立斯的杰作视为天赋的表现,那显然是一种轻视。在大部分时候,他所从事的工作像极了他的父亲——那些毫无瑕疵的花纹、针脚只有凭借极其笨拙、繁复的劳动才能完成。
        在他之前,从没有人那样描写过城市:
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眼40次;大多数在扬基体育场边吃爆米花边看棒球赛的人,在运动员投球的刹那间,都停止了口中的咀嚼……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0人出生,13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这是特立斯笔下的纽约——他用交响乐式的笔法复刻了纽约,在一篇文章中呈现了数百个共同主角,用几个长句甚至一个分句,就结束一个本可以独立成篇的城市传奇。如此奢侈。无数长短句叠加,筑成特立斯的纽约。

纽约的中国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报道追逐的对象是名人和成功,是那些被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人物和事件。

新闻的写作方法则多是平铺直序地把六要素(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陈述清楚。新闻作为记录真实的媒介不可能写得像虚构的小说一样。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年轻的记者改变了多年来新闻人恪守的报道原则,其所追求的“将新闻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的目标,开启了一种新的新闻写作风格——“新新闻主义”。


“‘新新闻’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博物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门科学。捕蝴蝶往往比我们想想得还要难。


曾读过一篇1959年《体育画报》以作家纳博科夫为主角的特稿,记者跟随热衷于研究蝴蝶的纳博科夫进行了一趟寻找蝴蝶之旅,并将那次旅行作为报道的主线,不断在其中穿插作家的往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这种写作结构,我们在何伟的《寻路中国》中可以看到,在当下许多讲究的故事写作中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国内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也是基于这样的写作风格,比如何伟的《江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或者是金宇澄的《回望》。



特立斯出生于1932年,是意大利移民之后。在那样的年代里,意大利裔在美国是受歧视的民族,他们教育水平不高,父辈们做的往往是粗重的体力活。

小特立斯在学校也感受到了歧视,正是这种“边缘化”的处境给了他“叛逆”的个性,也让他将目光转向那些所谓“被忽视”、“被遗忘”和“失败者”的群体,揭露城市和社会不为人知的方面。

作为意大利裔美国人,特立斯天性中是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乐天和亲和力,骨子里也继承了这一民族的冒险精神和浪漫的性情。
      “每个匆匆行走在城市中的人,都有一身故事。”对于纽约、建筑、名流,还有很多事物,我们都是一边仰望着,一边遗忘着,惯性思维让世人的眼光聚焦在成功者的身上,而特立斯的眼睛和笔,却恰恰是为我们呈现那些被遗忘和忽视的角落。不得不说,《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对于特立斯和他的作品而言,是个好名字。



盖伊·特立斯的中文版文集《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由《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大桥》和《走向深处》三部分组成。《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描绘了纽约城中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和事件,特立斯捕捉细节的功力凸显无疑。《大桥》讲述的是建设纽约韦拉扎诺大桥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流动修桥工的生活。《走向深处》由11篇美国社会知名人物的小传构成,这些人物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以上三本书集结成了一本《被仰望与被遗忘的》(Fame and Obscurity),中译本今年已在大陆上市。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明信片

这些特质在他的文章里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在他的第一本书《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New York-A Serendipiter’s Journey) 里收录了他在《纽约时报》写的文章,全书分成五个部分,从独特的角度记录了纽约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纽约:被忽视之城》、《匿名者之城》、《个性之城》、《奇特职业之城》、《被遗忘之城》。



第二本书《大桥》(The Bridge)记录了修建当时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连接纽约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的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建筑工人、工程师的故事。《大桥》讲述的是建设纽约韦拉扎诺大桥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流动修桥工的生活。修桥工都是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建成了美国无数的大桥和纽约城里一座座大桥和摩天大楼。

 纽约韦拉扎诺大桥。


修建中的韦拉扎诺大桥。


        为了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盖伊·特立斯用无比重视细节方式,找到纽约那些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为了采访建造大桥的工人们,他把四年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大桥工地上,走访工棚,和工人一起回家,还常常戴上安全帽,爬上600英尺高的缆索。


第三本书《走向深处》(The Overreachers)则将目光投向名人,由十一篇美国社会知名人物的小传构成,这些人物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比如当时著名歌手弗兰克·新纳屈、《阿拉伯的劳伦斯》主演彼得·奥图尔、著名拳击手弗洛伊德·帕特森。



1960年起,特立斯开始为《时尚先生( Esquire)》撰稿,这是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一篇特稿《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成了特立斯最著名的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时尚先生(Esquire)》刊登过的最好文章”。一场没有本人参与的采访,却超精细、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歌手、帅哥、暴躁狂的性格。拒绝采访不要紧,从别人的口中去了解,特立斯的机智,让他赢得了荣誉,他的非虚构写作,也在此演绎到了极致。

图为特立斯《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撰写的分镜

        作为最伟大的记者之一,盖伊·特立斯也是疯狂的收集者。他的书房被所有能搜集来的媒体资料填满,并且整齐地分别归类,他的手写地址薄用了半个世纪在他的采访手稿里,你还能看到这种“强迫症”类型的漂亮手稿,在上面用他不同的颜色、字体和艺术字对采访内容分类。 


按年份放好的资料。


特立斯的通讯录,下图为Lady Gaga的地址。

特立斯与当时外围采访对象的聊天记录。

在特立斯的笔下,这名意大利西西里人的后裔,就像电影中的黑手党教父一样令人着迷——

“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会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



艾娃·加德纳,好莱坞的一代尤物,“百年来最伟大的银幕传奇女星”,位列第25名。辛纳屈的第二任妻子。

        当辛纳屈来到朋友们中间,会面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仪式——


“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交出自己的名字(辛纳屈很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然后就会转身离开。他们已经报过到了,并向他表达了尊敬。”

不过,特立斯并不是写他们如何成功,他更多地是从“失败”的角度来刻画这些红极一时的名人不为大众熟知的方面。所以这本书就包括《弗兰克·新纳屈感冒了》、《失败者》、《一位英雄的暮年》等故事。

辛纳屈跟著名演员米亚·法罗那段相差30岁的婚姻,曾经引起过许多流言蜚语。法罗也是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的前妻。


梦露与其离婚律师,在宣布离婚当日。


辛纳屈的好友、棒球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前夫之一乔·迪马乔,是特立斯遇到的另一位更不情愿合作的采访对象。准备采访他时,迪马乔已经退隐十多年。这位只想平静地生活、不想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昔日体坛巨星,原本答应了特立斯的采访要求。但当特立斯出现在他面前时,迪马乔却直接甩给了他一张返程的机票。

 

盖伊·特立斯(中)乔·迪马乔(右)


因此即便从未与辛纳屈直接对话,他仍然还原出了非虚构写作史上最为经典的一段现场:


“《生活》杂志社洛杉矶分社有一位叫简·郝格的年轻女记者,曾经和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同校就读。有一次,她应邀参加辛纳屈前妻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举办的一个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和他的前妻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的辛纳屈先生充当男主人。聚会开始后,郝格小姐靠在一个桌子旁,桌上放着一对雪花石膏制成的小鸟,她不小心用肘部将一只碰掉地,摔得粉碎。郝格记得当时辛纳屈的女儿惊叫道:「啊,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没等她说完,辛纳屈瞪了她一眼,制止住了她。在40多位来宾的默默地注视下,辛纳屈走到那个桌子旁,用手指把另外一只石膏小鸟也碰掉在地上摔碎,然后温柔地搂着郝格的肩膀,用一种使郝格不再紧张的语气说:「没什么,我的孩子。」”


        因为作者本人是意大利裔,本书关于意大利人的描写很值得一读——除了歌手辛纳屈、体育明星迪马乔外,还有黑帮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失败的体育明星弗洛伊德·帕特森和玛丽莲·梦露的丈夫……这本书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讲《巴黎评论》的文章,《寻找海明威》,以及刻画《纽约时报》讣告撰写的无名记者的生活的《坏消息先生》。这两篇特别生动细致,充满幽默感。


          多年后,特立斯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评价自己的这本作品:

“它代表着我青年时代眼中的纽约,里面混杂着惊奇和敬畏。它使我认识到这座城市是那么的破烂不堪,有那么多地方不尽人意,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E.B.怀特多年前的话是多么正确:‘没有人应该来纽约生活,除非他认为自己总是幸运的。’从这些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我使用小说技巧的一些早期征兆,即我努力想把欧文·肖和约翰·欧·哈诺的短篇小说所使用的那种语言融入到我的新闻报道中。”



         特立斯在新闻写作中,在保证坚持事实的基础上,努力地增加写作的文学性。他总是反复修改稿件,润色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拖延交稿时间。

翻开《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第一篇《纽约:被忽视之城》,扑面而来的琳琅满目和轻快的节奏感,就仿佛置身于纽约城内快速地经过一个又一个街区;又像是一组快速剪切、呈现怪异纽约的蒙太奇镜头。我们得以重温那些数十年前写下的经典之作,即使在今天看来,他的作品以及写作方式依然毫不过时。如他所言,“我所做的将成为永恒的历史的一部分。”



不过,据说特立斯本人的个性是属于“shy”类型。他小的时候常呆在母亲开的女装店里,躲在柜台后面偷听母亲与顾客之间的交谈。

特立斯从母亲那儿学到了与人交谈的技巧:耐心关切地倾听,从不打断客人,哪怕她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需求,因为在那些犹豫、停顿、话锋急转里能听出其他更隐秘 的内容:让她们尴尬或生气的事物,或者觉得太私密的话题。不过小特立斯发现后来很多客人还是跟母亲开诚布公地讨论之前回避的话题,主要原因是她们心里渐渐 能够接受这些事了。

特立斯在自传《一位非虚构作者的起源》(Origins of a Nonfiction Writer)里写道:



For individuals who were as shy and curious as myself, journalism was an ideal preoccupation, a vehicle that transcended the limitations of reticence. It also provided excuses for inquiring into other people’s lives, asking them leading questions and expecting reasonable answers.

对于像我一样害羞和好奇的人来说,新闻工作是个理想的职业,它超越了沉默寡言的局限。并且,它为打听别人的生活提供理由,问他们引导性的问题,期待合理的回复。




在《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一书中,特立斯描述了自己在编辑部工作时的场景。

从送稿生提拔为记者之后,特立斯最先负责的是体育新闻,报道棒球、拳击等运动,采访运动员或相关人士。但渐渐地,他发现新闻并不是他的志向。因为新闻往往关注胜者,而他偏偏喜欢在比赛结束后去采访失败那一方,因为那个人的故事可能更传奇,且不会有第一时间的报道。而且,他标志性的以小说技法写作非虚构的风格,与《纽约时报》倡导的简明报道风格相抵触。


《纽约时报》编辑部


        在纽约时报任职10年后,特立斯自觉对新闻失去了兴趣,他那标志性的写作风格——设置场景、以对话推进情节、内心独白等,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出走”:因此,特立斯离开了时报,去了《时尚先生》。后来,他写下了关于纽约的一系列小人物文章,从开电梯的人,到地铁售票员,从流浪的野猫,到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特立斯如此打量城市。他希望远离报道,拥抱写作。

盖·特立斯在2011年的纪录片《头版:纽约时报的一年》中出镜。他在纪录片中说到,“我们不相信美国政府。华尔街?更别提了!何处可寻那些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的人呢?目前苏兹伯格家族和纽约时报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如果他们都不在了,我真不知道你们还能指望谁


 特立斯与《纽约时报》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离开之前,他已经在《时尚先生》、《纽约客》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了,其中有一篇就是写《纽约时报》当时的主编特丹尼尔·克利夫顿。这篇文章发表后,特立斯继续挖掘克利夫顿与时报管理层其他人员的关系,对在时报人、前时报人进行了上百次采访,写成了《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在时报工作的十年时间,让特立斯的回望比起旁人更显得深邃。



1969年初版,《王国与权力》成了特立斯的第一本畅销书。在《纽约时报》书评版,《王国与权力》也得到了评论: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描写机构的书。它完全不同。它采用了小说笔法,跟杜鲁门·卡波特(《冷血》)、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和白修德(《中国的惊雷》)那样。……本书真正的主角(英雄?恶棍?受害者?)是《纽约时报》,“一头纤弱敏感的怪兽”。特立斯展现了一群试图控制、影响这头怪兽的人的努力,但到头来却被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本书含有大量机密见闻、私人洞见和生动的角色。当《纽约时报》不带感情色彩地面对世界、“刊载所有适合刊载的新闻”时,组成它的人们却不像神一般纯洁无瑕,他们只是一个个普通人,受困于野心、酒精、妻子和心理医生。

……本书饱含秘辛,细节充实,一曲宏大的史诗,将一个机械、庞大的组织变得有血有肉,几乎没有作品能比它更好,将一家报纸写得如此栩栩如生。“



《纽约时报》书评版封面。


        这本书里充满了细节,有时报编辑部的风格和氛围:

 

▲ 1942年的《纽约时报》编辑部 。

从1851年诞生到今天,《纽约时报》与所有对手都不同,它一直在扩张自己的版面和领域。1897年,《纽约时报》确定了报道原则:报道“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这一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是时报的圭臬。同时要求,新闻报道应该“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

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

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

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

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

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

必须靠副业生活,不能让别人抢先发了新闻,

必须去填塞报纸和电视得不到满足的胃口,

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

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画等号,

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

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

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

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

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的贫困、

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

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

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

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

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

不会被这种游戏所愚弄。




正是有了这些原则的存在,《纽约时报》诞生之初似乎更像是个“怪物”,尤其是与当时那些偏好报道小道消息和乱发评论的媒体相比,《纽约时报》却不断地扩张版面来为读者提供新闻信息;同时,时报还十分注重抑制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只把评论的版面圈囿在有限的栏目里,尽管它在历史上并不缺少犀利的评论。这样的办报理念,可以说直到今天对大部分媒体来说都极为另类。

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新闻工厂”。



当然,书中的重点是《纽约时报》的“发迹”故事。但作为前时报员工,特立斯拉开了这层帷幕,带我们进入了时报后台,一窥在这种严肃外表内《纽约时报》的真正品质。时报和所有大型组织一样,有权力斗争,不过,正如时报内的一句俗语所说的,“《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事经理——上帝”,意即当员工年龄大了、身体虚弱、几乎不胜任工作后,他是不会被解雇或被迫退休的,相反他可以继续留在职员队伍里,直到上帝把他打发掉。有了这层因素,所有的斗争都变得婉转而必须充满“艺术”。



        1980年,在出版了《纽约时报》传记《王国和权力》(Kingdom and the Power)和美国黑手党传记《父辈的荣耀》(Honor Thy Father)两部畅销书后,他出版了第三本畅销书——探寻美国197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走“实战路线”的作品《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讨论自清教徒时代到1980年以来美国人的性生活和审查制度。特立斯的确热衷于“打听别人的生活”,书的开头即详细描写了一个自慰的场景,书里还对出轨场景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他声称所有书中的内容和使用的姓名都是真的。
为了研究透彻,每本书平均写作时间都是九到十年。

特立斯为《邻人之妻》安排章节场景时的手绘提纲


正如Barbara Lounsberry在“Portrait of an Artist”里写的那样:



That Talese’s method of returning again and again to his sources created the trust that made this detailed reporting possible is perhaps his strongest legacy to other writers. It implies that there may be no subject beyond the bound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特立斯反复与受访者接触,因此所建立的信任让细节化的报道成为可能,这也许是他留给其他作者最重要的遗产。这些暗示了,也许没有什么话题是不能聊的。



         1998年,比尔·布福德在《纽约客》上报道说,纽约市每年卖掉大约5000只望远镜,而在这座城市,自1977年的灯火管制之后,大部分人都没看见过星星。不管有没有望远镜,人们都喜欢观看他人。布福德说,他本人就喜欢从他公寓的窗户观看远处的邻居。他写道:“这种体验令人非常兴奋。这表现了更多地了解人类的欲望,是一种视觉八卦。”

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去年特立斯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偷窥狂旅馆》(The Voyeur’s Motel)。


 最新著作《偷窥狂的汽车旅馆》(暂译名)相关资料盒


《偷窥狂的旅店》(盖伊·特立斯 著)

这本书讲的是美国的一家汽车旅馆老板富斯,改装了最靠里面的房间,常年在屋顶偷窥房间内发生的事,几十年过去了不被外人所知,他甚至在房间里偷窥到谋杀现场也没有报警。这本书的电影版权已经卖出。

图:EMILIANO PONZI

富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被观察者的年龄、身高、体重、受教育水平、职业,以及在房间里的谈话内容和活动。他的结论之一是:12%的夫妇性生活频繁,62%的夫妇频率中等,22%的夫妇性冲动很低,有3%的夫妇根本不发生性行为,还有1%是“其他”。
         他不喜欢带狗的客人,因为狗好像能感觉他在上面偷窥,狗的听觉和嗅觉非常敏锐,经常把鼻子对着通风孔,还会不停地叫,跳上床又跳下,害得偷窥者不敢喘气,如果狗不停地叫,他只好悄悄地撤离。他还讨厌抽烟的人,因为烟雾会往上飘,挡住他的观察孔。

杰拉德·富斯

富斯搞偷窥也颇不容易,“偷窥狂是被期待所推动的,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希望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
         特立斯追溯了他的成长经历。富斯的父母是德国裔美国人,家里有一个160英亩的农场。他的父母勤劳、善良,什么都肯为他做,就是不跟他讨论性。所以,在青春期,他对性非常好奇,“周围有那么多牲口,你怎么能不想到性?我就从家以外的地方去了解人们的私生活。”他妈妈有一个已婚的妹妹就住在他们家35码外。他开始偷窥这个姨妈时,她刚三十岁出头,他说他这位姨妈胸大,身材苗条,一头红色的头发,晚上经常光着身子在卧室里走来走去,百叶窗被拉上去,他就从窗台下偷看,每次他能悄悄地看一个小时。这样偷看了五六年也没被抓到过。

盖伊·特立斯

中学毕业后他曾经在地中海和远东服役,是水下拆弹小队的一员,两年间他乘坐Worcester号巡洋舰,从一个港口走到另一个港口,去过地中海至远东中途所有的妓院,直到1958年退役,娶了一位护士,然后一起开旅馆。后来他被一位公关小姐勾引,去别的旅馆开房,被妻子发现,两人离婚,他再婚。如今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纽约时报》一位书评人说:“读这本书时,你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卑鄙。这本书提醒我们,活着的一个问题是,你会看到你讨厌的东西,但又总会被它们吸引。”

“偷看的汤姆”

特立斯为这位老板辩护说,偷窥狂经常无意中充当了社会史学家的角色。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teven Marcus写过一本书叫《另一种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该书的主要人物之一是英国19世纪的一位绅士,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上层中产家庭,为了弥补他受压抑的成长经历,他开始偷窥各种女性的生活,包括女仆、交际花、他人的妻子,至少还有一位侯爵夫人。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位绅士开始写回忆录,几十年后他一共写了14卷、4000多页,他称之为《我的秘密生活》。该书1966年在美国出版,Marcus教授说书中包含跟那一时期的社会史相关的重要的洞见和事实,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真实、秘密的生活生活。


想象一下特立斯如何能够取得老板的信任将这样的故事讲给他听,甚至要冒着进监狱的危险。

不过这对特立斯来说似乎不是难事。他除了让美国人告诉他自己的性生活外,还打入黑手党内部,写成了他的第二本畅销书《父辈的荣耀》(Honor Thy Father),追溯美国黑手党的历史、讲述类似《教父》的故事,只不过黑手党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



“One of my greatest difficulties, was to convey how boring Mafia life is — and it is boring-without boring the reader,” Talese stated. “I hope I gave readers a sense of how empty Mafia life is, sitting around watching television during the day because you cannot go anywhere, always driving on certain streets where there is elevation, so you can lose people if you are being followed.”

“我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向读者讲述黑手党的无聊生活但又不让读者感到无聊,”特立斯说。“我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书里感受到黑手党生活的空虚,他们白天只能看电视,因为哪儿也不能去,开车只能走有高地的固定街道,一旦被跟踪可以甩掉跟踪者。”


特立斯从高二就开始写新闻,对他来说,有几个主题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写普通人甚至边缘化人物的故事、写失败者、写禁忌话题、写父子关系,写意大利裔的故事、打破常规的新闻写作方式、试图在纪实写作中实现不亚于最伟大作家所能达到的文学性。



2011年,特立斯获得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特立斯早年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文学训练,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模仿练习,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之前没有人这样打量城市。正是因为特立斯的坚持、努力和成就,很多后继的新闻工作者开始采用类似的写作方法,让新闻更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也让热爱写作和记录的人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下面是几段节选,供大家欣赏。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並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一旦纽约成了你的家,那么所有的地方都会显得不够理想。


From “Peter O’Toole on the Ould Sod”

选自《彼得·奥图尔:重归故里》


Christ, in one scene of the film I saw a close-up of my face when I was twenty-seven years old, and then, eight seconds later, of me when I was twenty-nine years old! Eight goddamn seconds, and two years of my life had gone from me!

主啊!电影中有个特写镜头,是我27岁时拍的;八秒钟后,又是一个特写镜头,是我29岁时拍的!只消该死的八秒钟,我两年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了!


▲彼得·奥图尔,塑造的最知名的角色是《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英国军官劳伦斯。


"Oh, it's painful seeing it all there on the screen, solidified, embalmed," he said, staring straight ahead toward the rows of bottles. "Once a thing is solidified, it stops being a living thing. That's why I love the theater. It's the Art of the Moment. I'm in love with ephemera, and I hate permanence.”

“唔,看见那一切都在银幕上被定格,被保存下来,这是一种痛苦。”他直直地盯着前面一排酒瓶子说道,“一旦一件东西被定格,它就不再有生命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戏剧的原因。它是片刻的艺术。我喜爱瞬间,憎恨永远。”



From “New York Is A City of Unnoticed”


纽约:被忽视之城


文/盖伊·特立斯


NEW YORK IS A CITY of things unnoticed. It is a city with cats sleeping under parked cars, two stone armadillos crawling up St. Patrick's Cathedral, and thousands of ants creeping on top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The ants probably were carried up there by wind or birds, but nobody is sure; nobody in New York knows any more about the ants than they do about the panhandler who takes taxis to the Bowery; or the dapper man who picks trash out of Sixth Avenue trash cans; or the medium in the West Seventies who claims, "I am clairvoyant, clairaudient, and clairsensuous." 

纽约城里有许多东西不为人知。在这座城市里,夜猫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两只犰狳“爬上”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帝国大厦顶上爬行。蚂蚁也许是 被风或鸟儿带到这儿的,不过没有人敢肯定。在纽约,几乎没人知道这些蚂蚁的存在,就像人们不知道有位乞丐每天乘出租车到鲍厄里大街乞讨,也不知道有位衣冠 楚楚的男人每天从第六大道的垃圾桶里捡垃圾,更不知道有位号称具有“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的巫师常常出没于西城七十几街那一带。



New York is a city for eccentrics and a center for odd bits of information. New Yorkers blink twenty-eight times a minute, but forty when tense. Most popcorn chewers at Yankee Stadium stop chewing momentarily just before the pitch. Gum chewers on Macy's escalators stop chewing momentarily just before they get off—to concentrate on the last step. Coins, paper clips, ballpoint pens, and little girls' pocketbooks are found by workmen when they clean the sea lions' pool at the Bronx Zoo. 

纽约城里到处是各种奇闻轶事和千奇百怪的信息。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眼40次;大多数在扬基体育场边吃爆米花边看棒球赛的人,在 运动员投球的刹那间,都停止了口中的咀嚼;还有那些在梅西百货乘坐扶梯时嚼着口香糖的人,在下电梯前那一刻也会停止咀嚼,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步上;工 人们清理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海狮池时,硬币、废纸、圆珠笔和小女孩用的钱包随处可见。


Each day New Yorkers guzzle 460,000 gallons of beer, swallow 3,500,000 pounds of meat, and pull 21 miles of dental floss through their teeth. Every day in New York about 250 people die, 460 are born, and 150,000 walk through the city wearing eyes of glass or plastic.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带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俯瞰80年代的纽约。

 

公园大道上的一位看门人的脑袋里至今还残留着“一战”时的三颗子弹。几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孩,由于受了电视和识字的影响,离家出走了,她们不想长大之后再做算命师,步她们母亲的后尘。每个月都有几百磅的头发运到第五大道545号的路易·费德商店。在那里,德国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金色发套,法国和意大利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深棕色发套。据费德先生说,美国女人的头发不能做假发套—由于频繁冲洗和烫发,她们的发质已经很差了。


纽约街头的女孩。

纽约城里消息最灵通的要数开电梯的人。像看门人一样,他们极少讲话,但却一直在聆听。萨迪餐厅的看门人总是认真聆听那些看完首场演出从此经过的观众对该剧的评论。他听得非常认真,于是,在大幕落下十分钟之后,他就能准确地告诉你,哪些剧会火爆,哪些剧会失败。

每天晚上,百老汇都会驶来一辆又大又黑的1948款劳斯莱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一个上面写着“受神谴的人不能进天堂”的牌子,从里面跳出。她走到街角处,向来百老汇的那些无数的“罪人”大喊大叫,有时一直喊到凌晨3点。然后,再由司机开着那辆劳斯莱斯,把她送回韦斯特切斯特。

……


百老汇。


当街上车流稀少、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纽约城一些街区的猫开始活动了。它们敏捷地在大楼阴影里穿行;守夜人、警察、垃圾清运工和其他夜间游荡者都能看到它们—但它们很快会从你的眼前消失。大多数的猫都集中在渔市、格林威治村、东区或西区的某些街区,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垃圾桶。可以说,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流浪的野猫。在第五十四街这样繁忙的街区,彻夜工作的垃圾清运工仅在一天清晨就在齐格菲尔德剧院附近发现了20多只野猫。夜间,成群结队的野猫在河边码头附近游荡,寻找老鼠。地铁巡道工曾发现地下也住着猫,尽管有些猫偶尔被带电的铁轨电死,但它们似乎从未被火车撞上过。大约有25只猫生活在大中央车站的下面,它们由地铁工人喂养,从来不曾漫步于日光之下。

纽约街道上那些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从没有人给它们洗澡的野猫,与公寓里的家猫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大多数野猫都饱受跳蚤的叮咬,有许多还死于食物中毒、风寒和营养不良。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而家猫可活10到12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在纽约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要杀死10万只无人认领的野猫。

……


纽约街头的猫。


清晨5点,百老汇的常客们要么回了家,要么去了那些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在那里炫目的灯光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胡须和穿着。第五十一街上,一辆新闻采访车正停在路边,上面坐着一位无事可做的摄影记者。他几个夜晚都守候在这里,透过挡风玻璃观看街景,用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敏锐的夜生活观察者。


Tony Carnes是一个试图记录纽约所有宗教场所的记者,他不是单纯记录,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不同族群和信仰的人们在这个城市相处得更好。


他说:“凌晨1点,百老汇到处是达官贵人和从阿斯特酒店出来的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驾着他们父亲的小汽车去参加舞会;你还会看到走在回家路上的清洁女工,她们通常戴着小方巾;到凌晨2点,有些喝酒的人已不能自持了,这时常常是酒吧打斗发生的时间;到了凌晨3点,夜总会里最后的表演结束,大多数游客和出差的采购员都回到旅馆;凌晨4点,酒吧关门,醉鬼们摇摇晃晃地出来,还有那些专门利用醉汉神志不清时骗取他们钱财的皮条客和妓女;清晨5点,街上一片寂静。此时的纽约城是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清晨6点,早班工人开始络绎不绝地从地铁中涌出。百老汇已开始车水马龙了。玛莉·伍迪夫人迅速起床,快步冲进她的办公室,给几十个睡意正浓的纽约市民打电话,用一种很少会有人感谢的银铃般的声音说道:“早晨好!该起床了。”20年来,作为西部联盟电话公司的叫早服务员,伍迪夫人已把几百万人从睡梦中叫醒。


纽约街头

早晨7点,一位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的满面红光的老人,匆匆地从公园大道走来。他看上去很巴黎,正要去拜访他那些富有的女主顾。他必须行动迅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每位顾客在早饭前的短暂全身按摩。身穿制服的门童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或者叫他“俾斯”,或者“麦基”,他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按摩师俾斯·麦基。

……

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身体依然健壮。俾斯每天要给七位顾客按摩。他那粗大手指和宽厚手臂接触女性的皮肤时,会让人有一种奇迹般的舒适感。他非常谨慎,这正是那些有身份的纽约女士喜欢他的原因。他到她们每个人的公寓为她们按摩。他拥有她们卧室的专用钥匙,常常是她们在清晨见到的第一个人,她们躺在床上等候他的到来。他从来不透露顾客的姓名,她们大多数是中年人,而且都十分富有。

“女人都不想让别的女人知道她们的秘密,”俾斯解释道,“我是了解女人的。”他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对女人的确很了解。

俾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形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东区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 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徕顾客的门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


纽约的儿童。


在废墟中残存的字条上,一个孩子用稚嫩的笔迹写道:“我无法描述自己有多开心,我有很多梦想和计划,我很期待实现它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道尽了一切悲凉。


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四十九街上抢生意。

那些招徕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啊,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

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时,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

下雨时,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无处可坐、无人说话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二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80年代的纽约街景。

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百乐威医院。

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纽约人在雨天要比在晴天时多花12万美元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四十五号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每天平均要多熨125条裤子。

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也都会失去工作热情。每天早晨刚过7点30分,当大多数纽约人还睡眼蒙眬时,早已有几百人在第四十二街排起了长队,等待8点钟电影院开门。这里共有十几家电影院,几乎门挨门地排列在时报广场与第八大道中间。


纽约雨景。

那些早上8点钟去看电影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夜间看门人、翘班的人,或是那些无法入睡、无法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有卡车司机、同性恋、警察以及通宵工作的清洁工和餐馆服务人员,其中也不乏那些等着能在8点钟花上40美分在凉爽、黑暗、烟雾弥漫的电影院中找个软椅睡上一大觉的酒鬼。

而且,除了烟雾弥漫这一共同之处外,时报广场上的电影院,或是因为有与众不同之处,或是因为无与众不同之处,都变得有了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胜利剧院只放恐怖片,而时报广场剧院只上映牛仔片。在莱瑞克剧院首演的电影票价高达40美分,而在塞尔维剧院看第二轮上映的电影只须花30美分。自由和帝国两家影院都放老片,而阿波罗影院只上映外国片。20年来,外国片在阿波罗影院一直很赚钱。这家影院的老板威廉·白兰特一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说:“为此,有天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休息厅中的人们都用手势交谈;他们之所以来阿波罗影院看电影,是因为可以看外国电影里的字幕。阿波罗影院里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聋哑电影观众。”

纽约是一座拥有8485名电话接线员、1364名西联汇款公司的投递员和112名报社送稿生的城市。扬基体育场平均一场棒球赛中,观众要用掉超过十加仑的液体肥皂—这是非官方统计的主要球赛卫生情况中的最高值。这座体育场在引座员(360位)、清扫工(72名)和卫生间(34个)数量方面,也雄居承担过此项比赛的场馆之首。

纽约城里有500名巫师,从半恍惚到全恍惚到深度恍惚型,无所不有。这些巫师大多住在纽约西区七十、八十和九十几街。每到周日,这里的一些街区鼓号齐鸣,招魂祭鬼,好像人间万事在这里都可以化解。


80年代的纽约。

纽约城里的怪事也不少。第五大道女士内衣店开在麦迪逊大道上,而麦迪逊宠物店却位于列克星敦大道;公园大道花店在麦迪逊大道上,而列克星敦干洗店却开在第三大道上。纽约城里有120家典当行。在这座城市里,毕晓普·辛医生和他的兄弟一起开了一家诊所,他们与另一位医生合用一间办公室,那位医生正好姓毕晓普。

在列克星敦大道褐石房尽头,即第八十二街拐角处,还有一位名叫费里·德里克阿拉斯科夫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把蚂蟥当药出售给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手,把樟脑草卖给猎狮者,把成千上万种奇特的药液卖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位于西区的一间阴暗工厂里,每月都有一条长长的绿色纸板线,像无头无尾的爬行动物一样,在印刷机上缓缓前进,直到被切成成千上万张令人讨厌的小纸片,每张纸片设计得正好装入警察的口袋。这些小纸片被用来贴在违章停车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让司机们不得不破费15美元。位于西区第十九街的梅恩标签公司每年要为纽约警察印制50万张金额为15美元的罚款单。这家公司的职员有时也会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80年代的纽约。

纽约是一座拥有200个核桃贩子、30万只鸽子、600尊雕像和纪念碑的城市。看到那些雕像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位骑马将军雕像中的坐骑两只前蹄都腾空离地,意味着他战死疆场;假如坐骑一只前蹄离地,那意味着他死于战争中所受的伤;如果坐骑四蹄着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寿终正寝。

在纽约,从黎明到黄昏,再到黎明,日复一日,你都能听到车轮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混凝土路面时发出的隆隆声。这座大桥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静止过。它总是随着车流颤动,随着风声摇动。它那巨大的缆索天热时膨胀,天冷时收缩;桥跨夏日往往要比冬日时离哈德孙河近十英尺。它是一座优雅、美丽、几乎永不宁静的建筑,就像一位令无数男子拜倒裙下的风骚女子一样,目睹了世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浪漫情侣们曾在此流连踯躅;厌世轻生者曾纵身从桥上跃入河中;一位胖女孩儿每天都在3500英尺长的桥跨上慢跑减肥;10万名司机每天从这里驶过大桥,有出事撞上大桥的,耍滑少交过桥费的,有时桥上也会出现交通拥堵。


纽约华盛顿大桥。

在匆匆过桥的纽约人及游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工人乘电梯在桥上612英尺高的两个桥塔驶上驶下;很少有人知道流浪醉汉偶尔会心血来潮地爬上塔顶,在那里睡着;早晨,这些醉汉已被冻僵,不得不由急救人员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座大桥的旧址曾是印第安人经常出没、发生过多次战争的地方。殖民时期,就是在这里,海盗被绞死在河边,以警告那些胆大妄为者。大桥正好建在华盛顿指挥的军队遭到英军重创、溃败而逃的地方;英军攻占新泽西州利堡时,发现了华盛顿军队撤退时丢下的煮着水的水壶、大炮以及路上随处丢弃的衣物。

 华盛顿大桥车道要比旁边的那个红色小灯塔高出100多英尺。1913年,随着大桥的建成,这座灯塔也就成为历史了。大桥位于新泽西州一端的引桥,距由警犬把守的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居住的高墙有两英里长;新泽西州一端的收费站离卡车司机无证贩运并掉下大象的地方只有20英尺— 一位卡车司机试图用拖车把四头大象贩运过桥,如果不是一头大象掉了出来,他就成功了。大桥上层桥跨距港口管理局警卫爬上去阻止一位自杀者的地方有220英尺;这名警卫对那位企图自杀者说:“听着,你这个狗杂种,如果你不跳下去,我就开枪打死你。”结果,那个人乖乖地爬了下来。

大桥警卫24小时保持警惕。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随时都会有交通事故、汽车抛锚或自杀事件。自1913年以来,已有100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还有超过这个数字两倍多企图的自杀的人被及时阻止。那些打算以跳桥方式自杀的人行动迅速,无法预测。他们把汽车、夹克及眼镜等物品留在路边,有时还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诸如“我愿为这一切承担后果”,或“我不想活了”的话。一天晚上,一位离家在外的孤独采购员喝了几杯酒后,到第六十四街附近的一家百老汇旅馆住宿。半夜醒来时,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在他的窗前,浮动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当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人“绑架”了—可能正被用船运过自由岛,运往公海上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看到的实际是纽约市里的第二座自由女神像—那个耸立在西区第六十四街43号自由太平洋仓库顶上的那尊几乎不为人们注意的无名雕像。

这个非常逼真的仿制品,是应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仓库老板威廉·H. 费兰托的要求,于1902年建成的。与自由女神岛上巴托尔第设计的那尊高151英尺的雕像相比,这座女神像离座基只有55英尺。这座小自由女神像上也有一把点燃的火炬、旋转内梯和头部孔洞;通过石像头部的一个孔可以看到百老汇。但到了1912年,由于年久失修,楼梯已不牢固,火炬也被大风刮掉了,从此再也不允许学生在塔内跑上跑下了。费兰托先生于1931年去世,有关这座雕像的许多信息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过往的游客常常会向仓库工作人员及周围的住户打听雕像的情况。一位在女神像对面的凯内停车场工作的人讲:“人们经常到这儿来,说:‘嘿,你瞧,那上面是什么?’有一天,一个得克萨斯人开车过来,抬头往上看,说:‘我原以为自由女神像是在某处的水里。’但确实有些人对这座女神像感兴趣,拍了好多照片。我认为能在它下面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有游客来时,我总是提醒他们,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自由女神像’。”

但是,附近的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这座女神像的存在。那些在它下面工作的吉卜赛算命者就没有注意到,那些经常光顾它下面的斯德恩夫人酒吧的常客也没有注意,那些在街对面的彼克福德餐馆里喝汤的食客更加不会。戴维·柴克曼,纽约城里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从这座神像旁经过几百回,却从不在意。“这座城里有谁会老往上瞧呢?”他反问道。

几十年来,这位女神一直手握燃尽的火炬,俯视着周围那些壁球爱好者、做外卖菜的厨师以及仓库看门人,俯视着挣不了几个小费的侍者、警官,以及午夜后从消防通道溜出来、穿着高跟鞋在这座也许拥有太多自由的城市里游荡的异装癖。

纽约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住在格林威治村。然而最早住在那里的是黑人。黑人现在大多数都住在哈莱姆,而那里以前曾是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富人已从城西搬到了城东。波多黎各人随处可见。只有华人没有搬家,他们一直住在道尔大街转角处的唐人街。


纽约的唐人街。

对某些人来讲,纽约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要么是拉·瓜迪亚机场空姐甜美的微笑,要么是第五十街鞋店售货员的耐心服务;而对另一些人来讲,纽约所代表的,不是桑树街教堂后院里刺鼻的大蒜味儿,就是少年黑帮争夺地盘的一块肥肉,或是地产大亨泽肯多夫垂涎已久的一大片房地产。

但是,尽管纽约市的导游手册和商会都大肆吹捧这个城市,但她却绝不是什么旅游者的好去处。对于多数纽约人来讲,这里工作辛苦,交通拥挤,人满为患。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无名小人物,像公共汽车司机、女清洁工以及偷偷给广告牌涂上猥亵淫秽内容却从不会被抓住的涂鸦者。许多纽约人似乎只有一个名字:女理发师、门童、擦鞋匠等等。一些纽约人一辈子都被人叫错名字,就像住在中央大街警察局对面的“面包吉米”。“面包吉米”的真名叫吉米·曼库索。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坐在街对面的警察常对他喊:“喂,小孩儿,到街角那儿给我们买点儿咖啡和面包。”吉米总是很听话,为他们跑腿效力。久而久之,“面包吉米”或更简单的“嗨!面包”就成了他的称呼。现在吉米已是一位白发老人,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儿。但珍妮从未有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叫她“面包珍妮”。

 

纽约城市街头。


纽约是吉姆·托培的城市,从1928年起他就为时报广场周围的广告牌播放新闻头条,多少年来从没由于自己失误烧过一个灯泡;它也是乔治·班南的城市,这位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正式计时员,曾在7000场拳击赛中举起像不死教父般的比赛计时钟,200万次摇响手中的铃铛;它也是麦克尔·麦克巴顿的城市,这位坐在时报广场附近的地铁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一种近乎于无奈和绝望的声音,冲麦克风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这句话。他一天要重复这句话500遍,有时他也想即兴发挥一下,但却从未这样做过。他一直认为,在车门的咣当声和人群的嘈杂拥挤声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声音。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妙语,又一列火车已从大中央车站驶来。麦克巴顿先生必须再次重复那句说过多少次的话:“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纽约街道。

当夜色降临纽约城,所有顾客都离开梅西百货后,十条黑色的德伯曼猎犬开始在走廊过道四处巡查,寻找可能潜伏在柜台后或隐避在衣架中的藏匿者。它们要把这座20层的大商城全部查看一遍。这些猎犬受过专门训练,能爬楼梯,跳窗框,跨栏杆,而且还会在见到诸如暖气漏水、蒸汽管道破损、烟雾甚至小偷这些不寻常的事和人时狂吠不已。如果小偷胆敢逃跑,这些猎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赶上他,在他的两脚之间来回乱蹿,把他绊倒在地。它们的叫声曾让梅西百货的保安发现了许多小隐患,但从未发现过小偷——自从1952年引入警犬之后,还没有人敢在关门后藏在商城内。

纽约城也是一座这样的城市:一只曾经穴居峭壁上的巨大秃鹰现在飞到了摩天大楼上,偶尔也会俯冲到中央公园、华尔街或哈德孙河上捕食一只鸽子。观鸟者曾看到过一些鹰隼在城市上空悠然盘旋,他们看到过鹰隼占据在大厦顶上,甚至在时报广场周围也曾见过它们。


从皇后区眺望纽约天际。

大约有20只秃鹰在这座城市里巡游,有的鹰翅膀展开后有35英尺长。它们曾呼呼地飞过圣雷杰斯旅馆的屋顶,曾攻击过烟囱上干活儿的维修工。1947年8月,两只秃鹰曾扑倒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之家休息坪上的两位女居民。维修人员在河边教堂曾见过一群秃鹰在钟楼上美餐鸽子。这群秃鹰只在那儿停了一小会儿,就向河边飞去,残留在地上的净是鸽子头。秃鹰飞回时总是悄然无声,不为人们所注意,就像这座不夜城里的那些猫、蚂蚁、头颅中留有三颗子弹的看门人、为贵妇服务的高级按摩师以及许多不寻常的奇闻怪事一样,永远被人们忽视。